Xiao-Le Deng

《王大珩传(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的读书笔记

2021-06-0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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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面的内容来自于: 王大珩传(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马晓丽

第3章 父亲是部尘封的线装书

“学子最忌什么你知道吗?”父亲厉声问道。见儿子羞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来,又接着训道:“最忌骄、躁二字!骄则浮华不实,躁则浅尝辄止。你小小年纪胸无点墨,还未学得一星半点学识,就先有了骄躁之气。如此下去,何以长进、何以长进啊?!”

第4章 梦游清华园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王大珩上的每一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赫赫有名,都有一段可与人目说的历史。

王大珩5岁上孔德学校读书时,孔德学校建校还不到三年。

这所学校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学者于1917年创办的。

蔡元培先生曾在一篇演说中阐述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我们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

初中王大珩上的是北京汇文中学。

汇文的历史更为悠久,创建于1871年的清同治十年,是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

汇文的校训很出名,“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个校训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19年为汇文中学题写的。

礼贤中学是德国人理査德?维尔海尔在1900年创办的,是青岛着名的教会学校。

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包括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人在内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理学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不仅授课有方、教学能力极强,还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叶企孙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极深的先生。他思维敏捷,教学方法灵活独到,讲课从不给学生们宣读书本上的内容。他虽有很重的上海口音而且又口吃,但却丝毫也不影响他把那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晰易懂。叶先生负责讲授的热力学是最难懂的课程之一,但他极善于把握关键,每当讲到重要的地方,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重复讲解,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叶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十分注重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开拓学生的眼界。他讲同一个课题,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相同。因为他总是要在自已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这种授课方式很接近国外那些高水平的教授。叶先生的考试也与众不同。他常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学生出不同的题目。

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往往就在于他总是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并从别人的长处中反思自己的不足。聪明人之所以聪明,还在于他总是能及时地割舍掉自已的缺点,迅速地从别人身上吸取更多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大珩就是极聪明的一个。王大珩通过钱三强那不同于自已的新鲜、活跃、无拘无束的学习方法中,看出了自己思维中的拘谨、保守倾向。他开始认识到了父亲封建家长式教育给自已留下的阴影。

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就由这许许多多看起来仿佛毫无联系的点连缀起来的。

第5章 留英十年

在此期间,王大珩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其中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象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直到今天,这篇论文还经常被国内外有关专着加以引用。其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至今仍是大孔径小象差光学系统设计中象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日本学者小仓磐夫在近年出版的专着《现代照相机和照相物镜技术》中,不仅全文引用了王大珩的这篇论文,并在其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42年的春天,王大珩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汉德(W.C.Hynde)突然到雪菲尔来看望他。汉德是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雇员。汉德告诉王大珩,昌司公司研究实验部眼下有一个空缺,需要一名从事技术光学研究的物理师,他想到了学技术光学的王大珩,就向公司做了推荐。公司对王大珩的条件很满意,他此行就是专程来找王大珩,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

王大拓听后心中油然一动。昌司玻璃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极少数的几个厂家之一。如果能进入昌司公司工作,就有可能接触到光学玻璃,学到最先进的技术。这个消息太叫王大珩动心了。但是,王大珩这时正在埋头攻读博士学位。他已经在W.E.S.特纳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课题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如果此刻去昌司公司工作,他在雪菲尔这一年半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他面前那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就将付之东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去昌司公司工作。但王大珩深知昌司公司的职位可不是随时都有的。一般情况下进昌司公司都极其困难,昌司公司选择雇员十分严格,而且极少录用外国人。若不是在目前这种战争的非常时期,若不是急需人才,这个机会恐怕也不会白白地送到王大珩的面前。

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突然同时摆在王大珩的面前,他必须选择其一,也可以说,他必须放弃其一。

如果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王大珩当然应该选择博士学位,因为学位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了。学位几乎能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不论从前还是现在,学位始终都是被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它来判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学识,用它来标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价,用它来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就应该选择光学玻璃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时在中国,光学玻璃这个领域不仅仅是落后,而是空白,中国根本就没有光学玻璃。

王大珩选择了,选择的是他所珍爱的光学玻璃,选择的是他的祖国。

王大珩放弃了,放弃的是摆在面前、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的是个人利益。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之间选择后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选择国家,但王大珩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直到今天,王大珩也从未对自己当年做出的选择后悔过。王大珩说,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昌司玻璃公司的工作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他带回的配方也在中国光学玻璃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昌司究竟给了王大衔些什么呢?

  • 首先是眼光。王大珩来到昌司后,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学科的最前沿。他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上,时刻关注学科的发展现状,掌握学科的最新动态。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这种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所培养的绝不是普通的科研素质,而是那种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超前意识的战略科研素质。
  • 其次是观念。很长时间以来,在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纯理论过程,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往往重视理论科学而轻视应用科学,重视科研理论而轻视生产成果。昌司把王大珩一下子送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点上,使王大珩看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关系,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使他得以及早地从学院派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为他树立科研为工业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就是昌司赋予了王大珩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培养了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般留学生走的都是一条从国内大学到国外大学,从这个实验室到那个实验室的道路。而王大珩则是从理科到应用科学,到昌司以后又进入了工科,进而接触到原材料工业,这些使王大珩的知识面大大地丰富于那些只埋头于书本、实验室的人。使王大珩的各种能力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协调科研与生产关系的能力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第7章 拓荒者

机会!这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儿。人们总是在追寻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得到机会。父亲就没有,父亲有才气有能力但却生不逢时,他苦苦地追寻了一辈子,最终却只能为怀才不遇而仰天长叹。现在,在经历了许多次的努力和失望之后,机会竟突然摆在了王大珩的面前。

中国科学史激动地记录下了这个日子——1953年12月。这一天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溶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8章 从废墟中崛起

从王大珩领到1400万斤小米筹办仪器馆起,中国的应用光学就开始在几近空白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王大珩创建和领导的长春光机所作为中国应用光学的发源地、摇篮和基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配套,科研生产条件齐备,技术基础雄厚,并具有光、机、电及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与开发优势的高水平的科研机构。

第9章 另一种命题

科学中有着无数的命题,而生活中也并非只有科学一个命题。

父亲常对王大珩说,不论于国、于民、于家、于已来说,最为要紧的都是做学问,最为有益的也只有做学问。其他均可淡之、远之,不为之。

科学决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权力的卷入;科学是由非科学规定的,而非科学的兴趣是权力利益。

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个世上爱国爱得最苦的一群了。他们曾为爱国宁愿忍辱求学而远涉重洋,他们曾为爱国不惜投身战乱而毅然回国,但当他们满怀希望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新的中国,正准备倾其所爱而为之奋斗的时候,他们却又开始面临新的磨难了。他们要继续为爱国而忍受一次次的误解,继续为爱国而遭受许许多多的屈辱。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下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成了被“批倒批臭”的一群,他们在社会人群中被排在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的第九位,而被称为“臭老九”。他们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不仅如此,他们在人格上受到了最多的污辱:打倒、批斗、游街、戴高帽。他们在权利上也遭到了最多的剥夺:不许钻研业务,“走白卷道路”,不许传播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虽九死而不悔”,仍然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深深爱着自己的袓国!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民族主义者。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民族主义自然带有狭隘的嫌疑。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愿意提及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无国界性,更愿意提及科学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自然属性。但最能点出实质的还是居里夫人的那句话: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每个科学家都有他自己的袓国,不能想象一个连自己的袓国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全人类?!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就是这番道理。爱国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感,如同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亲人一样,是源自于内心的。而源自于内心的爱,其本身就包含着因爱而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责任,包含着因爱而必须承担的磨难和牺牲。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能做到始终无悔无怨。

第10章 他是一棵树

对学生来讲,导师的前瞻能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优秀的导师由于其在科研领域中的敏锐眼光和对学生能力的准确判断,会不断地把学生推向前沿,迫使他们极大地发掘自身潜力,做出令他们自已也为之惊讶的创造性的成果。

第11章 晚年之光

在科学界一个60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

因为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到了晚年之后,往往会故步自封,失去了对新事物的敏感,容易与新的思维发生冲突。所以端利说,他只做自已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

能持续地进行科学探索是每个科学家的愿望,但能始终追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持续保持科学探索的能力其实很难。

导师之所以在晚年之后还能始终保持前瞻性的目光,总是言之有物,总是有新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从不故步自封,始终追踪前沿科学的发展,不断接受新事物。

第13章 附录王大珩年表

1915年2月26日出生。

1938年23岁,在汉口报考“留英庚款公费生”被录取,于当年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主攻技术光学专业。

1940年25岁,获英国伦敦大学理学硕士学位(Msc)。

2010年95岁,国际天文学会小行星委员会命名“王大珩小行星”。

2011年7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