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Le Deng

《王淦昌传(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的读书笔记

2021-06-07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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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面的内容来自于: 王淦昌传(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郭兆甄

第1章 王淦昌和他的时代

在清华园里,科学馆、图书馆是他最神圣的去处。王淦昌在课堂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两馆度过。

科学馆和图书馆不仅仅是当代科技成果的展览和科技资料的陈列。任何摆在那里的东西都是昨天的创造,是历史的遗产,是前人架设的桥梁。它活着的灵魂是暗示,是启迪,是基础和起点,是通向未知世界的幽径。凡是来采撷知识的学者,都应该借用这些活的因素激发自已的创造性思维,拓展开去,在新的领域建造更为壮美的科学园林。所以,这两馆对王淦昌的吸引力还在于,它们是学术交流最活跃的知识园地。

这种自由民主的学风,活跃了清华园的学术交流,学者们都热衷于参与当代科技前沿课题的讨论。

当然,动摇旧物理学大厦的炮手不只卢瑟福,还有普朗克、爱因斯坦、居里夫妇、尼尔斯·玻尔。正是这群伟大的天才给那座被先人视为牢固的物理学大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的作者写道:普朗克动摇了几千年来一直被肯定的关于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突变这个观念。爱因斯坦曾经证实过这些不可动摇的概念的相对性,如时间和空间,他确定物质是《凝固了的能》。居里夫妇、卢瑟福和玻尔都论证了不可分开的东西是能够分开的;固体,如果严格地分拆它,它并不稳定,而是经常在变化的。

清华大学虽然鼓励学生自由治学,从不在学科上难为学生,但体育运动例外。当时主教体育的马约翰先生,常对校领导强调,人体是生命的行舟,是学问的载体,船不坚固,会在狂潮恶浪中沉没。因此,学生必须具有强健的体格,清华学子绝不能被外人讥笑为东亚病夫。校领导极为重视马约翰的建议,规定学生务必做课间操;此外,硬性规定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全校体育活动时间,届时,学生宿舍、科学馆、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一律锁门,学生都要到体育活动场所去锻炼身体。这一强制性措施,迫使不爱运动的学生上运动场,即使不进入跑道,也得在一旁散散步。

那堂课后,他即对王淦昌说今后,你在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去办公室找我,或者去敲我的家门。” 王淦昌在叶教授的亲切关怀和热心教导下,学习的兴趣渐渐从化学转移到实验物理,像坐在教授驾驶的一艘游轮上,在引人入胜的风景中,进入一条奇妙的航道。他学了一年普通课后,成为清华大学改制后第一届物理系学生,在叶企孙教授悉心指导下,努力钻研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几门必修课,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在清华大学期间,叶企孙教授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日后成为我国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的奠基者之一,并且能饮誉全球物理学界,无不得益于叶企孙教授。

加强文学素养,多多锻炼口才,鼓励他参加演讲,还教他如何做笔记,写演讲稿,对他说:“你将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通过语言表达能力,传播你的思想,你的知识,你的感情。美妙的语言,会使你的影响力增强十倍。”

“活着,记住这一天的血!” 1926年,血染的3月18日。在“三一八”惨案中,爱国学生惨死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同班同学韦杰三身负重伤牺牲了。

这是清华学生普遍会唱的校歌的歌词: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我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 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 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 行健不息须自强。 校歌的曲作者是本校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先生的夫人张慧珍女士。

“不自强,必亡。”死里逃生的陶葆楷、汪梧封等同学也感到这一人生哲理,他们每与王淦昌晤谈,都这么说,并互勉发愤读书。

叶先生的人格力量和知识力量,不仅改变了他的学科方向,还把他引进世界科学的“英雄时代”那时的科学新思维

但凡伟大的导师,都是最贤明的向导。叶企孙教授给他指明做人做学问的道路,修行全在他自已了。

吴先生在教室里经常强调:“学物理要概念清楚。”因此,他讲课时,十分注重科学性、逻辑性和生动性。学生易懂的地方他一带而过,对学生不易懂之处,则反复讲,把枯燥抽象的概念、公式形象地绘声绘色地表述出来。他每堂课只讲一个问题,而让学生通过自学或个人推导去掌握理论基础,通过实验去体会实验技巧与精确性,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比如,他出了一道题:“假设光是由被称为“光子’的微粒组成,那么,当一个光子入射到一个静止的电子而被散射到另一个方向时,它们的能量应如何变化?”在当时,“光子”这个词还很陌生,学生们也是头一次听到有光子这种物质,但王淦昌等人平常都能吃透老师讲的课,而且在老师的启发下,有了较强的推导能力,他和多数同学都能推导出正确的答案。吴先生看罢答卷,非常满意,在课堂上告诉他们,这个光子被电子散射的问题,就是康普顿效应。

他似乎只领你走到路口, 或者送给你一张地图, 去吧!他抛来几把钥匙说, 相信你能找到那个宝库……

第2章 跋涉在欧洲大陆上

科学成果并非俯拾皆是的草莓,更非容易吃的豆腐,那是用生命之火冶炼出来的奇珍。

迈特内十分高兴,欣然与他共同署名,以“Y射线的内光电效应”为题的短讯,发表于I933年7月的德国《自然》期刊上。同年I2月,王淦昌在《物理学期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ThB+C+C的卩谱》,王淦昌认为实验结果在强度方面优于埃利斯的实验,而分辨率稍差……

“谢谢您的厚爱,老师,谢谢您寄予我那么大的希望。我自己也深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路,我是能凭借自己求知的毅力去开拓新领域的。但是,我和我的祖国一样,在被厄运磨难。”王淦昌下意识地拿把尺多长的铁钳,拨旺炉膛里的火,说,“我的祖国在流血,在受苦,在呻吟。您知道的,老师,祖国是我唯一的母亲。我不能再失去母亲……” 他眼里汪起了泪水,哽咽着说不下去。

王淦昌1932年初发表在德国《物理学期刊》上的《关于RaE的连续P射线谱的上限》,王淦昌与迈特内联合署名的《Y射线的内光电效应》,他也许在1933年7月的德国《自然》期刊上看到了,前几天,他又读到王淦昌发表在I933年I2月德国《物理学期刊》上的博士论文。这几篇论文无处不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彩。

王淦昌有个好习惯,出门都要揣个小本子在兜里,笔也是他的一只手,而这只手也是须臾不离身的。所以,他在与这位英国科学家交谈时,既怀着敬意聆听,也做笔录。

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他们的职业都出于崇高的志趣。

人活着如果只是为了赚取钱财来营造一个幸福的窝,他何苦不跟随大哥行医,不与妻子儿女在枫塘湾大宅院,或支塘镇那个新居享受天伦之乐,而要在人生的苦旅上,远渡重洋,到欧洲大陆来涉猎科学知识呢?知识是美丽的,而物理的美往往潜藏于物质奥妙的深宫。凡是令人神往的境界,都是最美最崇高也是最愉悦心灵的胜境。通往那一境界的路,会给开拓者无比的欢乐。那种欢乐,任何巨商都难买到。

他正经历着由彼岸回归此岸的过渡。既有学成而归的喜悦,又多少有些前途未卜的感觉。祖国正遭受战争的摧残,昔日宁静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他即将面临怎样的选择呢?他又想起导师对他的教诲,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动荡不定的生活中,能坚持自已孜孜以求的物理事业吗?

第3章 辛勤的园丁

每天,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校园里便出现一位年轻教师的身影,他热情而谦和,向年老的尊师和年轻的同行们打招呼,然后走向自己的岗位一大学讲台。他便是年仅27岁的教授王淦昌。在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家乡,他既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美德,又充分发挥他留学期间所掌握的知识和教育方法。

王淦昌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们变得爱动脑筋,主动性更强了。

众所周知,尼尔斯·玻尔创立的氢原子理论,出现在量子力学诞生的前夜,被认为是量子力学发展的里程碑。物理学界都说,他是一位最能唤醒人们沉睡着的最大才能的导师,但他的最伟大之处,是创立了科学界同行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和谐的自由讨论的学风,世称“玻尔学风”。一位科学史家说:“玻尔是个帮助观念诞生的产婆。”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深信通过自由讨论发现真理的方法是最理想的。

他对真正重要事情的专注精神更为突出,因此能在科学上做出卓越的贡献。1932年,丹麦政府为了感谢这位丹麦最有学问的人,把卡里斯堡城堡交给他使用。

无论多么艰难,路总是伸向未来的,猎手是不会在森林里迷失目标的,我深信……

第4章 流亡的岁月

多亏竺可桢校长有远见,要来一批枪支弹药,教学之余,每天进行军训,请兵士来教学生如何装弹,怎样瞄准和击发。嘱师生们一定要学会开枪,意欲生存,必会自卫;唯有抗争,才能抵御死亡。个中道理,面临亡国危险的师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都乐意遵照校训,以枪挑行李出走。

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没有饭吃也要做实验!”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无异于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给助教钱人元以终生难忘的印象,也预示着他日后必定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核物理学家。

第5章 追寻“物理美人”的芳踪

王淦昌的最大优势是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紧紧连在一起。他做了大量的“搭桥”工作。他归纳、分析和判断杂志上所发表的实验方法的数据和结论,给理论搭桥,推动实验工作前进。他经常阅读国内外各种物理期刊、文献资料,甚至对那些杂志上已发表过的实验报告的一些重要数据都记得非常清楚,特别善于通过数量级来判断一个新发表的实验结果是否可靠,一种新的实验设计是否高明。他常对学生说:“物理学工作者对他所研究的课题和科目都应当熟练掌握一些重要数值和数量级,正如木工师傅应能熟练掌握木器家具和屋架的标准尺寸一样。”

王淦昌留学回国后,尽管历经千难万险,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但他的志趣,从未从欧洲的科学前沿后退一步。他像富有经验的猎手,捕捉科技新信息,拓展科教新路,不断引导学生活动在当代科技前沿上。 他的教材是国际性的。

王淦昌是站在国际水准的讲坛上授课的。他常激发学生思考世界科技领域内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鼓励学生多提问,大胆提问。

四李是:李政道、李天庆、李文铸、李寿楠。四李有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怕艰难,都聪明好学,都刻苦钻研,都有独到的创见。

同属于创造性思维的科学,物理学与文学艺术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需要灵感,也就是常说的“顿悟”。灵感的到来绝非等待可以得到,而是靠高度的专注与长久的思索。那骤然绽放的智慧之花,全靠心血浇灌培育,离了辛勤劳作别无他途。人所共知的古代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浮力”的秘密后,竟然赤身裸体跑到大街上,此种境界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国外的物理杂志往往因战争而邮路受阻,常常拖迟数月甚至一两年才到达,即使这样,王淦昌亦能捧着一本过期的刊物从头翻到尾,从每一页的字里行间,捕捉新信息和新的题目,使自已的思维紧跟世界物理学界研究发展的动向。

《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吸引了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注意到了这个昔日被称作“东亚病夫”的中国,这个被侵略者的炮火震荡得日夜不宁的“东方剑桥”,有像王淦昌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饥饿与战乱的袭扰下,仍能孜孜以求地钻研科学,并为之作出卓越的贡献。仅1943到1947年间,他就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篇论文,其中实验方面的有8篇,几乎都与核物理有关。

第6章 新中国的曙光

这时的王淦昌可不像在柏林大学的王淦昌博士,赵忠尧也不是矜持的迈特内。以前,他一受到导师婉拒,便不再提出要求,吃了大亏;现在,他要像卢瑟福张开鳄鱼大嘴,勇往直前吞进一切。赵忠尧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只好答应借出多板云雾室,还教他如何拆卸,怎样搬运和组装,通迁日期都定好了。

吕敏出身于浙江书香门第,父亲吕叔湘是我国鼎鼎有名的语言学家,对他影响深远。他做学问,专心、细心、才思敏捷、有创意。日后,对我国核测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科院院士。

学俄语,无论科学家还是青年科技人员,都从字母学起,突击语法和积累词汇,教得得法,大家学得用心,气氛十分热烈。

按照五年计划培养人才的要求,近代物理所很重视培养分配来所的大学生,对1952年进所的吕敏、胡仁宇等10名学生加强培养。王淦昌除了安排为他们补开理论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学外,还安排一系列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基本实验。王淦昌极为重视“通过工作培养有集体主义精神和独立工作能力的科技干部”他特别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工作方法,对于本门科学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比如他收吕敏为研究生后,只给吕敏书,要他自己看,有问题来面谈,师生一同研讨;只给课题,由吕敏去做,且到远离北京数千里的云南落雪山宇宙线观测站做,通过电话联系,指导吕敏解决难题。吕敏走出险峻的落雪山时,已成为卓有成就的青年研究学者。 物理所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培养科技骨干的路子,从那条路走出来的青年人,大多数成为发展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如吕敏、胡仁宇院士等。

第7章 辉煌的瞬间

贫穷的环境还真能逼出人的智慧。中国人是最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发展自已的。

王淦昌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和他的学生们沐风浴雨,共渡苦寒,在一年内为祖国进行上千次爆轰物理试验。一次接一次的波动,振奋着古老的长城。长城,再不像九龙壁上的龙,中华民族囿于那块石壁上几百年的猛威萌动了。 这是科学的胎动。 祖国的腹地感觉到那个胎儿的呼吸。

第8章 开创和平利用核能的新纪元

邓小平的讲话。他的讲话精辟之处在于:头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会者莫不心情振奋,个个摩拳擦掌,都在制定科技攻关计划,欲将“文革”耽搁的时间夺回来。

清醒地瞩目于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即:“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位。”为此,他为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提出了精辟的、统领性的意见,即:“重应用,固基础;利民生,挖潜力;发挥才智,多出成果;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加强团结,为国出力。”

第9章 为解决人类能源探索新的途径

在“863”高科技的系列里,又加进了两个新项目,BP:惯性约束核聚变和通信现代化。 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倾注了王淦昌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从1964年问题的提起,至70年代后期动乱结束, 他与王大珩、邓锡铭等人不遗余力地为这项科研东奔西走,从奠定激光等离子体理论诊断,以及靶的设计制造理论、实验和技术基础,做了全面的部署。他还多次发表文章,论述此项科研的重要性。

二十多年的辛苦探索和追求,已逐步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科研队伍,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落后一二十年。面对这种局面,王淦昌十分焦虑,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怀揣一颗童稚般的红心。1984年9月10日,他以国家科委核聚变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向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关于将受控核聚变能源开发列入国家长远规划重大项目的建议》。他奔走呼号,四处游说,告诫某些领导人,不要重复核电站因起步晚而发展速度缓慢的错误。

第10章 附录王淦昌年表

1907年,阴历丁未年四月十七,阳历5月28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

1929年22岁,秋,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该校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毕业后,在清华物理系任吴有训的助教。

1930年23岁,夏,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生。秋,随即赴德柏林大学威廉皇家研究所。 12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主考人冯·劳厄,答辩委员有迈特内、玻登斯坦等教授。

1985年78岁,4月,在北京联邦德国驻华使馆接受西柏林大学颁发的荣誉证书(表彰王淦昌在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

1998年91岁,12月10日21时4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